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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末期病人能否拔掉呼吸器，爭議多年，立法院本周將審議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修正草案，51位立法委員提案，增列病人家屬可簽署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」而移除呼吸器。然而，英美等醫學倫理法律先進國家並非如此。

1976年美國新澤西州最高法院在植物人少女凱倫昆蘭案件判決書中楬櫫：「個人隱私權及選擇死亡權，超越國家維持人命之責任」以後，點醒「死亡權利運動」，而使安樂死立法的問題，引起世界各國討論。美國加州於1977年生效之《自然死亡權利法》中，准許依病人之意願，不使用高科技維生方式來延長疾病末期狀態之瀕死階段，讓病人因疾病自然進行而死亡。這些法案的前提是「應有病人自己簽署之意願書」，如同我國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第7條第1項之規定。

應保障病人自主權

然而，病人家屬可否代替病人做決定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於1990年支持密蘇里最高法院的判決：「必須有明確而令人信服的證據，證明病人自己之意願，方可停止醫療維生治療，絕不可基於病人近親的『替代性決定』」。美國大法官認為依美國《憲法》第14條修正案之「正當法律程序法則」，不可把拔管決定權寄託於病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之上。病人近親可能有強烈的感受，他們不想看到所愛的人過著他們認為沒希望、無意義，甚至降低品格的生活。但近親的觀點並不自動地保證與病人在有行為能力時，面對相同情境時的意願相同。立法院的修正案可能造成以下情況：末期病人並「無」意願簽署「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」，但親屬卻可在末期病人被插管後，無法表達其意願時簽署同意書，進而拔管而移除呼吸器，造成違反病人意願之死亡。此為「殺人式安樂死」之情況，不應允許其發生。
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第8條規定醫師為末期病人實施安寧緩和醫療時，應將治療方針告知病人「或」其家屬。該法允許告知的對象可以是病人「或」家屬。當病人意識清楚時，可以不告知病人而只告知家屬嗎？可是，台灣醫療實務上，醫師幾乎只對家屬說明。只有在「家屬不反對」時，才對病人說明。從而，台灣醫師的告知說明並不是維護「病人自主權」，而是維護「家屬自主權」。不但剝奪「病人自主權」，並且嚴重侵犯「病人隱私權」。根本辦法是修改這些法條，確保病人成為告知說明之首要對象。從而，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第8條應予修正為「醫師為末期病人實施安寧緩和醫療時，應將治療方針告知病人，並經其同意，簽具意願書，始得為之。」在修法後，已被告知之末期病人可依其意願決定是否簽署「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」，方可確實保障病人自主權與隱私權。即使後來因誤會而被插管，即可依現行法第7條第6項規定拔管。
從而，立法委員們應修正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第8條而不要修第7條第6項。如此，不但保障病人自主權與隱私權，也避免死亡過程之不當延長。

作者為長庚大學醫學系外科教授